中亚管道堪比俄欧“友谊气管”

其三，行政检察监督的勃兴。

另一方面，全国人大其他专门委员会与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宪法上的地位是平等的，在合宪性审查工作中，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虽然具有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职责，但也需要认真考虑其他专门委员会的意见。[30] 参见李飞：《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十九条的解释(草案)的说明》，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11年第6期，第585-590页。

例如，2018年公务员法修订时，其修订草案说明即提到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了修订草案（送审稿），根据审议意见对送审稿作了修改完善，并报经习近平总书记审阅同意。它既不决定草案的具体内容，也不指向特定权力的规范来源，而是代表了一种整体性的价值。[42] 参见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的说明》，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07年第3期，第309-315页。[48] 如在1958年制定《户口登记条例》时，起草部门就特别对草案中某些拘束性规定进行了说明，认为这些规定并不是限制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这是因为宪法所规定的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不是无政府状态。作为立法背景资料的法律草案说明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起草部门虽然在法律草案说明中援用宪法论证法律草案的合宪性，但相关表述在审议阶段未必会得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认同。

三、法律草案说明中的宪法判断对法律草案合宪性的影响 法律草案的合宪性必须要经过审议和表决通过后才能够正式转化为法律固有的合宪性基础。第一，从阶段上来看，法律草案说明只是提出法律案的主体在法律草案审议之前向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说明性文件，不具有法定的约束力，无论是在法律草案的审议阶段，还是法律通过后的宪法解释、法律解释与合宪性审查工作中，都没有法定的拘束力。第二，制宪者体现出来的自由意志如何获得实证化、历史化表达。

鲍尔森曾做过一个很好的先验论证。因此，作为国家，它的政治存在决定了它不可能价值中立，它包容的仅仅是特定立场下的价值，民主生活也只能在特定价值立场的边界内实现。从而，实证化与普遍化要取得辩证统一，这说明了政治制宪与实证立宪一定是同构的。又依靠实证法律来构成其明确空间，界分它与其他秩序的区别。

因此，人与人的差异从整体上看是可以忽略的。[xv] 由于这种整体上的平等性，每一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目的和利益的时候就必然产生冲突，而冲突的存在就必然会带来更大的争斗。

依照托依布纳的见解，社会功能分化就是整体、垂直的社会结构被打破，社会分解为不同界面，不同界面彼此嵌入，都形成了自身的宪法语法，都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社会宪法。霍布斯认为，在主权者出现后，它享有诸多权利，包括成员不能改变政府形式，主权者不被放逐和罢免，主权不能被收回，有处死对主权者持有异议的人的权利。因此，本文研究的对象并不是传统宪法学关注的制宪权理论，而是政治制宪与实证制宪如何实现辩证统一。这个统一在理论逻辑上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制宪者的自由意志如何通过政治制宪得以体现。

[v] See J.Rawls，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edit.by S.Freeman，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p.30. [vi] See J.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415. [vii] See H.Lindahl，Constituent Power and Reflexive Identity:Towards An Ontology of Collective Selfhood，in M.Loughlin，N.Walker eds.，The Paradox of Constitutionalism - Cnstituent Power and Cnstitutional For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9. [viii] See Hegel，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edit.by Allen W.Wood，trans.by H.B.Nisbe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22. [ix] 理想有效性与社会有效性的理论界分，参见王旭:《中国宪法学研究中的法实证主义命题及理论反思》，《清华法学》2020年第5期，第45页。凯尔森为代表的规范论面临法秩序自身立法的效力不足的挑战。这是不同的人为了彼此承认而通过语言形成主体间性的过程。[xlii]由此，他明确指出： 一部宪法的正当性就在于制宪权的被承认，不仅仅是作为一种事实状态被承认，而且还作为一种合法秩序受到承认。

而没有法定制宪，政治制宪则没有办法展现。然而，这种论证在理论上仍然面临一些自相矛盾： 首先，基础规范是不能消解制宪权的。

[xli] See D.Dyzenhaus，Legality and Legitimacy:Carl Schmitt，Hans Kelsen and Hermann Heller in Weimar，Oxford Press，1997，p.42. [xlii] See D.Dyzenhaus，Legality and Legitimacy:Carl Schmitt，Hans Kelsen and Hermann Heller in Weimar，Oxford Press，1997，p.38. [xliii] [德]卡尔·施米特著:《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主权者的命令之所以有绝对的权威，归根结底是权威本身蕴含的排他形式，而不是内容。

从这个意义上说，与社会系统这个概念不同，社会界面更突出了不同界面的互嵌性、转化性和话语的互相塑造性，而恰好不是功能分化、泾渭分明的系统。[liv] 由此，制宪的效力来自于个体意识普遍化与实证化的结合、同构。都处在向另一个他者和状态转变的中间环节。这个功能从而被认为是由共同体（也理解为一个人）通过一个个体来执行。[vii]只有这种决定制宪的政治观念形成，实证意义上的制宪活动才可能在具体历史中发生。在这个结构里，偷窃的条件出现，三年监禁就会发生，这是一种归属律。

哈贝马斯则通过人权与人民主权同构关系的历史说明，试图通过程序主义捍卫二者的相辅相成。然而，在霍布斯的自然法则概念里，更多并非古希腊目的论意义上的外在于人的理性普遍的自然，而具有人类学的基础;也不同于宗教观念中的神性，因此翻译为自然法是不妥的。

[xiii] 自然状态是一种典型的以原子式的个人（即完全以自我的理性、意志和欲望）为中心的状态，它区别于市民社会状态;每一个人在自然状态下过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悲惨生活。施米特没有发现，如果没有程序，也就不可能有决断。

契约对于其中一方来说就是一种信诺，而信诺必须被遵守也就成为第三条基本的准则。但这种观点阻碍了共同、普遍的自我意识的形成。

[xxxiv] （三）基本规范为制宪立法 凯尔森学说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要解释宪法的效力。语言的规范期待功能在今天制宪理论的想象中需要进一步扩展，这尤其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宪法作为一种语法在快速社会化与碎片化。[l]韦尔默也总结道，民主需要斗争，但不是仅仅为这个民族的人权与民主而斗争，也要为他敌人的人权而斗争，最终为所有人的人权而斗争。[xxix]因此，法本身就具备自我立法的意志，它不需要其他因素来为自己设定根据。

制宪的过程不能简单理解为就是整体意志统一发出声音的过程，而应该是一个建立在反思性认同基础上实现程序正义的过程。[xxviii]他要将一切政治的、宗教的、道德与伦理的因素统统清除出法律的世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认为制宪的理论本质是稳定性难题，它要回答一个稳定的集体行动如何可能这样一个问题。简单的放弃并不关心是否有人获得什么益处，而转让则关心的是特定的人从中获得的益处。

程序固然蕴含例外，但例外不意味着破坏程序，而毋宁应该理解为对于随机出现的情况再一次程序化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机构，包括主权者，只有促成这种自由意志的主体交流，才是正当的，因此国家必须是一种组织化的意义生产框架。

[lv]新实用主义哲学家布兰顿认为，规则是由语言表述的，遵守规则的前提在于我们的规范态度，也就是对规则的语义理解，限制我们的是对规则的理解，而不是规则本身。没有共同意志就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宪法。[xx] See Hobbes，Leviathan，edit.by R.Tuc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17. [xxi] See Hobbes，Leviathan，edit.by R.Tuc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21-128. [xxii] See C.Mollers，The Three Branches:A Comparative Model of Separation of Powe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54-55. [xxiii] 这正是哈贝马斯从商谈论的社会认知前提对霍布斯做出的批评，参见[德]哈贝马斯著:《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4页。（一）意志的自我立法 与黑格尔的认知不同，凯尔森认为在法律的科学世界里，可以实现存在与效力的同一。

他的全部理论意图在于通过政治同意确认主权者。正如林达尔的批评：制宪是一个共同体自我组构的过程，这种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反思性认同产生的过程:一是要求成员把他们自己看做是一个整体的集体及集体的行动。

所以苏联的法律是法律体系，意大利法西斯或民主国家的法律也是法律体系。第三，这种实证化的自由意志又如何证明自己具有可普遍化的效力，最终实现制宪者与人民的意志同一。

[vi]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理解为政治制宪和法定制宪。施米特的政治决断则同时迷失在普遍化不足和规范性缺位的窘态之中。